大众文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者和排头兵，如何调动其积极性、激发其潜能，以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切实做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文章以广西被认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单位性质、工作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问题，为进一步夯实项目保护责任、强化广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和传承提出意见建议。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不仅是满足现代社会居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有效载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的背景下，新时期各种思潮错综交互，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居住环境、生活观念与方式发生极大变化，对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结合实际国情阐述新时期加强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意义，总结分析当前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主要模式、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全面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策略。 文章以《詹森艺术史(第七版)》(Janson's History of Art 7th Ed)与《玛丽莲艺术史(第四版)》(History of Art 4th Ed)两书中关于20世纪以来的艺术史章节为对象，围绕20世纪现代艺术史中的女性艺术家书写主题展开讨论。尝试探讨两版艺术史中女性艺术家书写形式的异同现象及其生成原因，试图对建构女性主义艺术史书写与长时段历史之间的关系提出见解。 1945年5月25日，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随即在延安引起轰动，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对象。与群众对《白毛女》的热烈反响相比，延安的各类报纸和文艺副刊对《白毛女》的讨论却沉寂得反常。从1945年7月17日开始，《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在副刊部主任艾思奇的授权下开辟了“书面座谈”专栏，共刊发了4组文章对歌剧《白毛女》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展开讨论。这四组作品作为《白毛女》研究的开端，影响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毛女》的评价模式，也对延安文学秩序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在以往有关“隐逸”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都是从隐逸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或梳理隐逸文化的发展脉络，或对隐逸文化进行分类，或说明隐逸文化在中国山水画中的影响。但究其根本，隐逸文化是从众多隐逸行为的集合发展而来的。文章尝试从隐逸行为出发，将其分为“主动隐逸行为”和“被动隐逸行为”，并以倪瓒为个案，从社会学和美术学的角度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隐逸行为归属，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学术写作中的隐性语言资源是一种隐性表达作者参与，间接呈现作者身份的方式。其中无灵主语指用无生命的实体作主语，是隐性语言资源的代表。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对比国际期刊中无灵主语的跨学科使用。研究发现，虽然文理科论文均用无灵主语来使内容客观化，但是文科的频次高于理科。而且文科论文倾向于选择泛指主语和抽象动词，将责任转移给总体性主体，并侧重阐述目标和论证观点；理科论文更倾向选择特指主语和具体动词，将责任转移至细节性主体，同时侧重解释研究过程和呈现研究结果。这些差异可能源自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文章结合内地与香港的电影译名历史，研究了两地在欧美电影译名方面的差异及其成因。文章分析了音译法、直译法和创译法在两地片名翻译中的具体运用，以及这些方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效果。内地译名通常追求文学性以及与中华文化的共鸣，使用朗朗上口的四字格片名较多；而香港译名则更注重粤语的音韵流畅和文化契合，常结合粤语俚语和地方文化特色。文章总结了信息传递准则、文化契合准则和商业价值准则在片名翻译中的重要性，期望为片名翻译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帮助大众正确理解两地的电影片名译名。研究以宁波某高校专四模拟考试作文为基础，参照BNC对比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的时态使用异同。研究发现，两个群体的时态使用存在明显差异，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等简单时态，在同一文本中倾向于使用1～3种时态；而本族语者的时态更为复杂多变在同一文本中倾向于使用3～5种时态。这种差异主要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英汉语言差异有关。

简奥斯汀是18、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这一时期，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发展逐渐停滞，而以菲尔丁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气则得到发展。但是简奥斯汀仍然能够专注于真实的人物与生活，细致而又逼真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英国不同阶级的生活状态与情感态度。因此她也被称为18世纪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家。一直以来我们并不缺乏对简奥斯汀作品的研究热情，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其中就有人引入新兴的符号学的理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但是这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文章就将以简奥斯汀的小说《劝导》为研究对象，具体运用符号学中克丽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对其进行详细解读。